每每想起我的出生,那都是一场罪孽;每次忆起我的母亲--我那还没来得及喂我一口奶,我也没来得及睁眼瞧一眼就告别人世的妈妈,我都欲哭无泪。
我对历史没有研究,我对时间和苦难的记忆清晰且模糊。上世纪70年代初的农村,尤其是当时的百里高荒,人们都沉浸在饥饿之中,记忆中苞谷与洋芋是最伟大神圣的,几乎占据了我记忆板块的全部。然而有很多人就为了这两样东西终日劳作,最终也因为它们满足不了他们最根本的需求而含恨闭眼,草根树皮、泥巴我没有吃过,我只是听讲了很多。我就是在那个年代的一天傍晚来到这个世界,我的出生是我母亲用生命的终结换来的。
母亲怀着我的日子,吃不饱穿不暖,终日还要为不让我四个哥姐饿死奔命,那苦难我永远无法体味。我父亲兄弟姊妹不多不少,刚好十个,我母亲同胞骨肉在当时是少的了,才六个,真难想象,那样的年代,他们是怎么活过来的。如果不是母亲的早逝,我们哥姐弟妹数量也许会有更大突破。设想一下,如果那时就有计划生育的理念与措施,那么多代人的艰难和困苦或许会少了很多。
据说,我母亲怀着我的后期,全身浮肿,就连我爹给她打的草鞋也换了好几双,原因是脚一天比一天肿胀,鞋便一天比一天显得小了。当时家里儿女成群,个个饥渴难耐,属于我的口粮总是被我母亲"截留"下来度了我哥姐的命,其实是严重营养不良致使她病入膏肓的。母亲生我发作时还在田间锄草,因为有了生我四个哥姐的经验(其实我忘了交代,在我之前她生了五个孩子,我上面的一个哥哥生下不久便夭折了,至今也不知什么病死的,因为当时死个把孩子是习以为常的小事,没有太多人在意,而对我的父亲母亲来说,总是一件惨事,所以讳莫如深),更因为根本就请不起接生婆,哪怕只是一顿鸡蛋面条的代价(当时的接生婆是收不了钱财的,招待她一顿鸡蛋面条就算很高的礼仪了)。她将我生了下来,用破布包了我,待我爹回到家里,就只剩下我微弱的哭啼和她冰凉的躯体。当时怎么生的,一切的一切都无从考证,后来听人说她流的血泡透了两床破棉絮和一堆稻草。从此,她的生命在我身上延续。
我也是幸运的,我一个其实并不亲的婶娘刚好生孩子不久,看我可怜,怕我饿死,给了我第一口奶吃,她便成了我的奶娘,我从此开始剥削着本该属于那个姐姐的口粮。我也不知道是我"命太硬",还是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罪过,我奶娘刚把我们姐弟养到能吃苞谷面和洋芋果的时候,她却得了痨病(直至我长大了才知道那就是现在的肺结核),拖了一段时间,也"走"了,她那瘦削得只剩已佝偻变形的一把骨头永远定格在我心中,我们哭得死去活来送她下葬那天的情景时刻揪得我心发慌。
我是在奶娘的怀抱活下来,在哥姐的背上长大的。老爹终日为我们一群孩子起早贪黑,在几亩薄田中摸爬滚打,到了青黄不接的季节还要四处借粮借盐度日。哥姐也基本没怎么跨过学堂门,我在我们家里倒成了"知识分子",都觉得我命苦,便把读书的机会全让给了我,他们历经艰难让我读了初中又读中专,后来有了自己的工作,如今,女儿已上了大学。
我哥姐因为有母亲的生命说法,更因为时代的变迁,社会的进步,他们或在卫生所或在卫生院生下了自己的孩子。大哥大嫂也当爷爷奶奶了,当时在他们催促下,侄儿小俩口早早住进了镇上卫生院,在卫生院一分钱未花住了半月院才发作,顺产下孩子后,我那侄媳还在众人陪护下输液疗养了一周,在院没用上几个钱,因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,还因为是农村户口,出院时几方面补助了一笔费用,从镇上请了辆面包车浩浩荡荡回的家。
要说我的孩子也是捡的一条命,怀胎七月,她妈老是腹痛、出血,在医院躺了好久,孩子总算保了下来,预产期还差大半月时,她终于呆不住了,可情况不妙,B超显示胎位不正,还脐带绕颈,麻烦了,为做到万无一失,我们合议决定转县妇幼保健院,后来剖腹请她出宫。如今,她成了个小大人,过着公主般的生活(当然是比起我们当年穿草鞋,啃红薯的日子)。仅幼儿园上了四年,相当于她伯、她姑四人加起来的学历了。她还时不时埋怨我们这不好那不到位,她外婆也宠她不得了,除了学习要求严厉外,一日三餐变着菜数口味伺候她,午餐送到学校吃,生怕她饿了还是不顺口的。 回想起来,三四十年的发展,四代人的命运变迁,我为我的母亲和奶娘含恨痛哭,我为我们这一代庆幸,为我的孩子感到幸福,为孙辈们的优越无比感慨。
我常想,我的母亲要是在天有灵,知道她的子孙后代现在过得如此幸福优越,一定会得到些许慰藉。我的奶娘当年得的"不治之症",如今是国家免费治疗的一个常见疾病,根本就不可怕,要是今天,她不会一把"干柴"入土的,定然能够和満堂儿孙尽享天伦。
我的母亲,我的奶娘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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