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的家长都不愿让孩子输在起跑线,从两三岁上幼儿园,到7岁上入学,基本上整齐划一。我们小时候则不然,同一班级的孩子相差一两岁、两三岁是普遍现象。
为什么入学时年龄相差较大?照现在人们的思路,一定会以为是因为家庭贫困,影响了孩子上学。其实不然,在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是知道的,那个时候上学基本不用花钱,课本由国家免费发放,正式老师挣得是国家的工资,民办老师挣生产队的工分。学校设施也比较简陋,修修补补的由大队负责。那时候不存在贫困生这个概念。
要说花钱,就是家庭宽松点的给孩子买个本、买支铅笔就可以了;一般家庭给孩子准备的是石板、石笔,很便宜,村供应点都有卖的;我们家连石板、石笔都买不起,父亲不知在哪里翻出来一块纤维板,把四边锯齐,和别人的石板一样大,又找了两根粉笔,我就上学了。上了三年级以后,不用纤维板了,就把烟盒纸订一块当本用。铅笔用到实在攥不住了才换根新的。
之所以入学年龄不一,是因为在那个时候,大多数农村家庭孩子们多,大人们只要有劳动能力的,都要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,空闲不出像如今的爷爷奶奶或姥爷姥姥帮着带小孩,也没有谁家的孩子需要有人接送上下学。都是哥哥姐姐带弟弟妹妹,一茬一茬带起来的。七八岁正是能帮父母做一些事的年龄,先保孩子们平安长大再保读书,是所有家庭顺理成章的选择。
我即是当时的大孩子,大妹小我三岁,小妹小我五岁,从六七岁就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照顾两个妹妹的责任。常和我一块玩的有街坊的张跃其,张跃其比我大一岁,他家兄妹六个,他行二,和我一样也担负起了带几个弟弟的责任。
我是9岁(虚岁,下同)那年的冬天上的学,我的上学还得感激我家的邻居孙保锁。
孙保锁长我三岁,小名五保,是邻居“对针大伯”的五儿子(“对针大伯”大名孙守先,小名对针,按街坊间我称呼“对针大伯”)。孙姓在我们村并不算多,据说是三国吴主孙权之后,到底只是据说还是有所凭据不得而知。但孙姓祖上比其他人家富裕些,家中子弟多识文断字是事实。对针大伯也是读过书的,家中麻衣相、玉匣记之类的藏书很多。他有六个儿子,个个管教很严,很重视他们的读书。五保从小上树掏鸟,下河摸鱼,样样在行,就是不爱读书,为了上学的事,对针大伯把他从七八岁打到了十一二岁,才算把他打进了学校。
我从小是五保的跟屁虫,五保上了学,有几次也把我带到了学校里。如果说我从小就喜欢上学读书,我自己也觉得心虚,大概还是急于摆脱带两个妹妹的烦劳吧,我几次向父母提出上学的请求,终于在我9岁那年的冬天,我的请求得到了父母的批准。我上学的第二天,我的玩伴张跃其受我影响也在父母的同意下跨入了学校的大门。入学后,我俩被老师安排在耕读班(相当于现在的学前班)。
为什么是冬天上得学,我已不记得确切的原因了。现在想来,大概是五保叫我的次数多了,父母看我上学的意愿强烈就同意了,更重要的是冬天农活相对较闲。我上学后,6岁的大妹就担负了带4岁小妹的责任,一直到了小妹上学的年龄,她俩才一块上学。
学校占用的是村外西北角的泰山老母庙。泰山老母庙坐北朝南,三进院落,院内有钟鼓楼、宝刹、大殿等建筑。十几米高的龟驼碑耸立院内,翠柏参天,再加上整座庙宇建在四周石砌高约3米的墩台上,平地凸起,并沿周边筑有厚重的土夯高墙,远望去更显威严壮观和大气。进学校须上坡经过一石砌拱桥,拱桥下面是古代宜安通往我县回舍、温塘的官道。
学校南面是二三百米的开阔地,开阔地的南端有一旧戏台。我小时候的四月十八庙会的主场就在这里,唱戏的,杂耍的,买冰糖葫芦、琉璃咯嘣一应物件的,南来北往赶庙会的摩踵擦肩,人声鼎沸。那样情形的盛况也只有在记忆中了。
据村里人说,之所以在村西北垒平台建泰山老母庙,是因为我村四角唯西北低洼,改善风水之故。
泰山老母庙不管什么原因所建,也不管什么朝代所建(不知村考考查出来没有),在我村的村史文化上必有着浓重的一笔。四月十八庙是平山县的两大庙会之一,因泰山老母四月十八诞辰而来;1948年7月6日,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前身“华北保卫干部培训班”在此创建,校址就在此庙宇内。
再回到上学的话题,第二年开学后,我和张跃其,还有一位不知是谁了,我们三人没有和耕读班的其他孩子一起升入一年级,而是直接升了二年级。是老师看我们读书好,还是看我们年岁大?不记得了。上了二年级,我和前面提到的孙五保成了同班同学,成了年岁较小的,很多人都比我大一两岁、两三岁。上了一段时间后,张跃其和另一位同学又退回到了一年级,我留了下来还当了班长。我在这里读到了小学毕业,升初中那年,里庄公社扩充为四所初中,里庄、红旗(东义羊)、东方红(西义羊)和我村组成东冶初中,还在原址。直到初中二年级时,全公社又将四所初中合并为里庄初中。
发表评论
本站为防止低俗内容出现,用户的评论需要经本站审核才能显示出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