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闲话“道德”

2024-09-02 . 作者: 申父 . 热度:

  闲话道德

  

  中西文化是有很大差异的,差异的源头主要是对人性的判断。

  

  西方文化认为,人都是有原罪的,只有上帝没有罪,因此,西方社会对满街都是“真小人”并不以为怪,人性本来就恶嘛,比如老虎,给它脖子上挂一串佛珠,也不会吃素。但也不能让老虎任意胡为,必须将它关进笼子。有一次,我在公园看老虎,只见它转过身去,尾巴一竖,我赶紧跑开,说时迟、那时快,一阵虎尿已像水枪一样喷洒过来,这种“不良行为”它是在笼子里干的,要是它跑出笼子,游客就成了它口中的点心了。也可以将“小人”关进“笼子”,这个“笼子”就是法律,在法律的范围内,他们干什么都无不可,包括“不良行为”,最近英国新当选的副首相,16岁时就是个不良少女,西方政客中有很多不良之徒,每天都在上演丑剧,但只要不是不法之徒,照样可以被选为总统、首相、议员、州长等。

  

  中国文化则认为,“人之初,性本善。性相近,习相远”,所以重视道德的教育,不忘初心,重视道德的作用,以德治国。当然,法也是有的,但“刑不上大夫”,而且违法乱纪较违反道德处罚要轻,比如自古杀人者偿命,但武松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,两条人命,并没有被判死刑,因为被他杀死的那一对狗男女是奸夫淫妇,武松虽然犯了重罪,却站到了道德的制高点上,所以从官府到百姓都夸他是“好男子”,后世人读《水浒传》,也每每为他拍案叫好,“快哉快哉”,金圣叹将梁山人物评为九等,武松是上上等,即第一等。宋朝的著名道学先生朱熹做“巡视员”时,重点不去查访贪官污吏徇私舞弊、贪赃枉法行为,却抓来一个叫严蕊的营妓拼命打板子,逼她交待给官员当“三陪”的事,严蕊是个侠女,说:“我本就是个营妓,但不能凭空诬陷人。”两月之间,一再受杖,被折磨得死去活来。朱老夫子这样折磨一个弱女子,也不知怎么忍心的,在他眼里,妓女是伤风败俗之人,越是折磨这样的人,越能显出他的卫道的形象。严蕊后来写了一首催人泪下的《卜算子》词以辨诬:“不是爱风尘,似被前缘误。花落花开自有时,总赖东君主。去也终须去,住也如何住!若得山花插满头,莫问奴归处。”让另一位“巡视员”、岳飞的孙子岳珂动了恻隐之心,将她放了。

  

  历史上从未见过有遵纪守法的楷模,而道德楷模则比比皆是,古代文人的著作中,大多有歌颂忠臣、孝子、烈士、节妇的诗文。只有一个法家是另类,主张“以法治国”,秦国用商秧、韩非之法,迅速崛起,吞并六国,但从汉代以后,又恢复了“德治”。

  

  有道德的人不仅享有美誉,还能做官,而且还是做官的必要条件。儒家认为:“天命无常,惟有德者居之。”墨家主张,由有德者治理社会,德行越高,管理的范围越大,也就是官越大。古代的圣君,常常到田头、深山、水滨去寻访贤人,请出来做官,尧听说舜有贤名,将天下都让给了舜。汉朝选择官员实行“举孝廉”制,“孝”就是孝顺,“廉”就是廉洁,都是道德的内容,“举孝廉”就如我们当年的推荐工农兵上大学。汉代有专门的人物品鉴家,等如现在的文物鉴定家,曹操年轻时,当时著名的人物品鉴家许劭给他的评语是,“治世之能臣,乱世之奸雄”,流传至今仍是定论。有了“孝廉”资格,才能参加中央的考试,然后步入仕途,而考试的主要内容仍然是道德,叫“明经”,“经”就是“圣贤书”,相当于现在的政治课和德育课。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,依然以“圣贤书”为考试的主要内容。宋代以后,大兴道学,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峰,强调“内圣”的修养。明清科举考八股文,试题都是四书五经中的句子,而且限定,必须用朱熹所注的“四书”,用宋元人所注的“五经”,内容都是“五伦”、“八德”、“忠孝节义”。朱元璋曾说:“五经四书好比五谷,家家不能缺少。”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,国家以农为本,但科举取士从来不考农业知识,中国古代的科技和工业水平,如冶炼、火器制造等远远先进于西方,但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只是“匠人”,地位远不及会写道德文章的科举中人。

  

  正因为用“道德”做“杠杆”,所以做君子、耻小人成了社会的风尚。

  

  然而,辩证法是最伟大的,凡事有利必有弊,有得必有失。做道德楷模,固然可以名利双收,但也要失去很多东西。比如:许多别人能做的事他们不能做,许多别人不肯做的事他们不能不做,见荣誉要让,见困难要上,吃苦在前,享乐在后,时时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,否则树你为楷模何用?道德的最高境界是忠孝,但忠臣孝子是好做的吗?平时喊几句爱国主义口号,那是任何人都能很容易就做到的,就连汪精卫还说他是“曲线救国”呢,而真要你去爱国时则又是另一回事。李世民诗云:“疾风知劲草,板荡识忠臣。”春秋时期的介子推,随落难的晋国公子重耳流亡,重耳想吃肉,他就把腿上的肉割下给重耳吃。尤其当山河破碎、政权易姓之际,忠臣的下场只有一个就是死:不是像陆秀夫那样陪着皇帝一起死,就是像文天祥那样抗争失败而死;或像谢枋得那样不食而死,君子“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”。而不愿再当忠臣的人就可以到新政权中去继续做官。

  

  做孝子也非易事。比如父亲死后,要在墓前结庐三年,至少25个月,不回家,不洗头、洗脸、洗澡、洗脚,不剃胡子,不脱衣服、鞋子,连衣带都不能解,不喝酒,不吃鱼肉,不听音乐,没有任何娱乐活动,晚上睡觉不准妻子在旁,如果未婚,当然也不许结婚,不许谈女朋友,官职也要解除等等。再看那《二十四孝图》,更让人怵目惊心,其中有一幅图,上面画着一个两、三岁的小男孩,留着阿福头,骑在父亲脖子上,玩着拨浪鼓,他父亲手提一把铁锹,正要去挖坑将他埋掉,原因是家里穷,不将小儿埋掉,家中90岁的老母就要饿死,这就是二十四孝中的《郭巨埋儿》的故事。这样的孝子,问天下有几人能做到?但事情的结局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,郭巨在挖坑时,挖出了一坛黄金,于是他不仅能“老吾老”,也能“幼吾幼”,圆满收场。这也是教育人们要做有道德的人的用心。

  

  可是,问题在于郭巨事先并不知道他会挖到黄金,如果知道,恐怕会有很多人争着要做这样的“孝子”,相传有人从田里挖出一尊金罗汉,还用手敲着金罗汉的头问:“那17尊罗汉在哪?”这样的“道德”教育已经有了明显的“功利”色彩。中国的古人常在地里挖到金子,差不多已被他们挖光,现在这种故事也不起作用了。追求“功利”是人的本能,但要获得“功利”就要做有“道德”的人,而做有“道德”的人又是那样的难,怎么办?只好弄虚作假。两千多年来,人们读“圣贤书”,从“修身”开始,而后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,虽然也培养出数得清的几个忠臣孝子、志士仁人,但更多的是培养出数不清的N个“伪君子”。这些“伪君子”,太平时节,总是一副道貌岸然,满口仁义道德,在小事小节上,明大理大义,当面临生死存亡、重大利害时,才露出本相,“若使当年身便死,一生真伪有谁知”。

  

  明朝北京政权灭亡时,崇祯皇帝在宫殿里,叫天天不应,呼地地不灵,唤人人不来,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小太监,那些平日满口忠君报国的官员们都哪去了?都争先恐后到李自成那里去求官了。少詹事项煜“大言于众曰:‘大丈夫名节既不全,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、魏征可也。’”将自己的变节粉饰为弃暗投明。给事中时敏声称:“天下将一统矣!”赶去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,一时情急,拍门大呼:“吾兵科时敏也!”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,李自成的丞相牛金星说:“公老矣,须白矣。”刘连忙分辩道:“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,某未老也。”勉强被录用。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,从窗户中对人说:“如愿用我,不拘如何用便罢了,锁闭作何解?”1644年7月,明朝将领刘泽清在给吴三桂的信中道:“三面环观,曾有谁不降贼?”明朝太子太保冯铨,以前读他的诗,真为诗中的慷慨报国、忠心为君所感动:“年来呕尽忠臣血,一夜西风万事空。”后来看他的人物传,才知道清兵刚入北京,他就当了投降派,还深受多尔衮信任,任清朝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。钱谦益原为明崇祯朝礼部侍郎、南明弘光朝礼部尚书,当清军兵临南京时,他的夫人柳如是劝他一起投水自尽,他说“水太冷”,而后率南京众官员开门迎降,又当了清朝的礼部侍郎。礼部的部分职能,相当于现在的宣传部、教育部、文化部,是管“德育”的,冯铨、钱谦益都是礼部主官,真是好“道德楷模”。明朝的官员,从李自成进北京到清兵入关,不到两月中,两次易主、三朝为臣。北京政权灭亡时,在京两、三千名官员只有20人自尽,其他“衣冠介胄,叛降如云”。南京政权灭亡时,只有一个忠臣史可法,埋魂梅花岭。清兵入关只有12万人,其中满人不过7万,而明朝残余军队还有百万,却能轻易地问鼎中原,横扫江南,主要依靠的是明朝叛臣降将和军队的力量,范文程和吴三桂等人起了关键作用;还有明朝军队的争夺地盘、自相残杀。人们常说“扬州十日”和“嘉定三屠”,殊不知在嘉定三次制造大屠杀的并不是清兵,而是原明朝徐州总兵李成栋,原因是嘉定人不肯留辫子,他一人从嘉定往家里运金银财宝就用了300条船。南京弘光政权的兵部尚书阮大铖,进士出身,饱读诗书,才华横溢,投降清朝后,带领清军追剿明朝残存武装,一路唱曲演戏,竭尽谄媚,到浙江仙霞岭时,清军将领说:“你年纪大了,骑马上山吧。”他卖弄精神,奋力向前,当清军将领骑马到半山腰时,只见他坐在一块石头上,喊他他不应,用鞭梢挑他也不动,原来已气绝身亡。这些民族败类,变节倒也罢了,“覆巢之下,安得完卵”,却还要做出个“好样儿”来给新主子看看。相形之下,倒是许多“失节”的青楼女子,比士大夫们更有民族气节,她们无力救国,只有以死抗争,明末清初的野史中记录了大量这样的事情,和柳如是同为秦淮八艳的顾横波,明朝灭亡时与丈夫龚鼎孳一起投缳,后被人救起。

  

  从逻辑上讲,一般缺少什么就会强调什么,身体不好就会重视养生,哪里有毛病就会重视哪里的保养和治疗。儒家高喊“克己复礼”、以德治国口号,正是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、天下大乱道德严重缺失的时代。宋朝大兴道学,是因为宋朝自开国以来,一直受到外族的侵略,特别是到了南宋,只剩半壁江山,朝夕难保,特别需要大家忠君爱国。朱元璋是穷苦人出生,深知底层百姓对皇帝和官府的憎恨,他的天下又是从别人那里夺来的,怕别人也会夺了他的天下,所以一方面强化中央集权政治,另一方面大兴“文字狱”,用“四书五经”来禁锢读书人的思想。新中国是在全无仁义廉耻的民国的破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,急需加强社会道德的建设,一时出现了五千年所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新道德、新气象、新风尚,真正的道德楷模层出不穷。

  

  我们现在选拔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,考核干部的内容是德能勤绩,“德”仍然放在首位。但“德”如何考核是一个问题,要称出一件东西的重量,秤本身就要标准,明明看见秤杆子高高翘起,听到小贩赌咒发誓,却一半是秤盘底下的吸铁石或秤杆子里水银的重量。现在那些纷纷落网的“老虎”、“苍蝇”,当初选拔他们当领导干部的《考察报告》,就如悼词一样完美。如果人们为了弘扬整个社会的道德而做有道德的人,他就必然会富有自我牺牲的高尚品德,而如果为了企求个人功利而去做有道德的人,则必然会毁掉社会的道德,社会道德一旦有假,那可不是小事,一切东西都有可能成为假货。

  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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