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忆，1954年3月生于江苏南京，原籍福建省同安县，现代作家、文学家、中国作协副主席、复旦大学教授，1976年发表散文处女作《向前进》，1987年调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。1996年发表个人代表作《长恨歌》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。2004年《发廊情话》获第三届鲁迅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。2013年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。
“她这一辈子就是为小说活的。”在著名文学评论家、多年故交陈思和眼里，王安忆唯一的“本事”就是写小说。“如果一位作家内心装的东西太多，他在某段时间一定会离开小说，因为每个事物发展都会有高潮和低谷，但王安忆从未离开，她始终陪着小说。”也许，正是这份纯粹的热爱，让王安忆在30多年间始终保持着高产，并不断变换写作题材和写作方式。德国汉学家顾彬称：“自1979年以后，没有人能像她那样写出这么多值得严肃对待的作品。”
11月，王安忆受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之邀，到该校进行为期两周的驻校讲学，并参加“2014喻家山中国当代文学秋季论坛”等一系列活动。14日，在湖北省作协主办的“我们爱读书会·王安忆作品朗读会”上，记者与王安忆近距离交流，畅谈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--小说。
写作是宿命
作品不常被改编是好事
母亲，著名作家茹志鹃。
父亲，人艺著名导演、作家王啸平。
在许多人看来，王安忆走上文艺这条路是水到渠成的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文革中，身为归国华侨的王啸平被划为“右派”，这让茹志鹃坚决反对孩子们走文艺道路。
1970年，16岁的王安忆离开上海，去安徽淮北农村插队。她在写作方面的才能是在一封封写给母亲的信中被发掘出来的。“那时她也没书可看，觉得小孩子写的东西还蛮好看的。”在母亲的建议下，王安忆开始每天写日记。后来，在母亲的“帮助”下，王安忆的一篇散文被收录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知识青年的散文集里。虽然这本书最终没有出版，但给了王安忆很大的鼓舞。
王安忆在接受采访时，曾多次提到1983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“国际写作计划”这段经历。在那里，她结识了台湾作家陈映真，“那时，我们刚从知青的命运里挣扎出来，带着很多愤怒，但陈映真对我说，你看看周围，每天发生那么多世界大事，你这算什么？”王安忆说，在与陈映真的争论中，她开始思考自己真正的理想和真正所向往的生活，“没有他，我今天可能不是这个样子”。
从美国回来后，王安忆发表了《小鲍庄》，展现了一幅特殊的历史、地理、文化生活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的世态图，成为1985年轰轰烈烈的“寻根”文学思潮的重要收获。“写《小鲍庄》时，把我归到‘寻根文学’，写《长恨歌》时，我又被归为海派。”王安忆似乎并不太满意这样的分类，她说，“这可能跟我关注的题材有关，一类是上海，一类是农村”。
2000年，《长恨歌》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，此后陆续被改编为电影、话剧等各种艺术体裁。但是除此之外，王安忆的多数作品似乎与影视无缘。对此，王安忆反倒觉得是好事，“我在写小说时将叙述性贯彻得很彻底，而叙述性的东西很难转化成直观的影像。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这一点。小说的好看和电影的好看是不一样的，我觉得这不是坏事，如果交给影视，就要准备忍受不同程度的误解。我基本上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”。
文学创作进入平淡期
青年作家应学会和这个世界对话
对于中国的当代文学，王安忆认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经历过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，但是现在的写作比较平淡。究其原因，王安忆认为，“因为当初很多社会矛盾都开始在解决，另外，在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，人会稍微放弃精神方面的东西。但是所有事情都是有周期的，我们现在可能走在平淡期，但会越来越好，走到另外一个高潮”。
谈及当下的潮流文学，王安忆表示她并不太清楚什么是潮流文学，“但我知道，现在有些特别著名的所谓作家，完全是给出版商包装出来的。”她同时指出，长篇小说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，“这个跟市场化有关，短篇、中篇都是专业、精英化的，但出版社希望是长篇，可以推动宣传，拉动销售。包括政府奖项，往往给长篇。但是，你都完全没想好，就把小说拉长，那就是注水。这两年，长篇小说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，对写作的伤害非常严重”。
活动现场，有读者提到当下备受关注的两位青年作家韩寒与郭敬明，王安忆坦率地称她没有过多关注。反而，她提到了另外一位不太知名的青年女作家张慧文。“我没有见过她本人，只在杂志上读过她的作品，主要是短篇。我记得她的一篇小说，故事很简单，一位狱警押送一个重病犯人回乡。途中 ，两人住在一个房间，黑暗中，狱警听见犯人在呻吟，他纠结于要不要起身探视，最终他没有。天亮，犯人死了。作品的文字干净，结构合理，最重要的是，作品体现了年轻作者对周围环境的一种关心。”王安忆认为，这种关心是当下青年作家最最缺乏的，“作家应该以自己为圆心，尽量扩大半径去感知这个世界，关心身边的人，学会和这个世界对话，而不是自说自话”。
不识“2B青年”
文学教育只为培养好读者
2004年，王安忆加入复旦大学，开设文学写作硕士班。用陈思和的话说，这个班就是培养作家的。但是，王安忆在许多场合公开表示，作家是不能被培养的。那么，文学院存在的意义在哪里？“文学写作硕士班”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？“谈到作家培养的问题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事情。我始终认为，文学是需要天赋的，而天赋是不能教的。另外一部分则由你的生活经验来决定。”王安忆说，她本人就没读过大学，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写作教育。“可是，我后来发现，文学还是有一部分可以教的东西，这部分就是技术性的东西。比方说，小说的虚构能力，框架和结构，包括语言。我至少可以让学生知道，什么语言是好的语言，什么语言是垃圾语言。还有虚构的能力。比如，你有很多生活经验，问题是，你要把这些经验里生发的情感，通过一定的技巧虚构成一个故事，那就是一种能力。”王安忆进一步指出，“现在有一些作家，很快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消耗完，写了一两篇作品很好，之后却难以为继……我觉得我们的教育，可以让写作变得职业化一点”。
活动现场，有青年读者当场犀利发问，称如今“2B青年”当道，文艺青年反倒成为被嘲讽的对象。对于这个问题，王安忆着实有点蒙。显然，从不使用电脑的她不太理解这个网络热词的含义。在经过一番解释后，王安忆才恍然大悟，继而深有感触。“我在复旦教学，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现在的孩子们很容易被一些肤浅粗鄙的东西逗乐。”王安忆说，“在这个时代，你要告诉他们文学是重要的，简直不可能，你说文学使你的生活有趣，他们也不相信，因为这个世界有趣的事情太多了。所以，我的目标很低，就是培养他们对文学的兴趣”。
“她这一辈子就是为小说活的。”在著名文学评论家、多年故交陈思和眼里，王安忆唯一的“本事”就是写小说。“如果一位作家内心装的东西太多，他在某段时间一定会离开小说，因为每个事物发展都会有高潮和低谷，但王安忆从未离开，她始终陪着小说。”也许，正是这份纯粹的热爱，让王安忆在30多年间始终保持着高产，并不断变换写作题材和写作方式。德国汉学家顾彬称：“自1979年以后，没有人能像她那样写出这么多值得严肃对待的作品。”
11月，王安忆受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之邀，到该校进行为期两周的驻校讲学，并参加“2014喻家山中国当代文学秋季论坛”等一系列活动。14日，在湖北省作协主办的“我们爱读书会·王安忆作品朗读会”上，记者与王安忆近距离交流，畅谈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--小说。
写作是宿命
作品不常被改编是好事
母亲，著名作家茹志鹃。
父亲，人艺著名导演、作家王啸平。
在许多人看来，王安忆走上文艺这条路是水到渠成的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文革中，身为归国华侨的王啸平被划为“右派”，这让茹志鹃坚决反对孩子们走文艺道路。
1970年，16岁的王安忆离开上海，去安徽淮北农村插队。她在写作方面的才能是在一封封写给母亲的信中被发掘出来的。“那时她也没书可看，觉得小孩子写的东西还蛮好看的。”在母亲的建议下，王安忆开始每天写日记。后来，在母亲的“帮助”下，王安忆的一篇散文被收录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知识青年的散文集里。虽然这本书最终没有出版，但给了王安忆很大的鼓舞。
王安忆在接受采访时，曾多次提到1983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“国际写作计划”这段经历。在那里，她结识了台湾作家陈映真，“那时，我们刚从知青的命运里挣扎出来，带着很多愤怒，但陈映真对我说，你看看周围，每天发生那么多世界大事，你这算什么？”王安忆说，在与陈映真的争论中，她开始思考自己真正的理想和真正所向往的生活，“没有他，我今天可能不是这个样子”。
从美国回来后，王安忆发表了《小鲍庄》，展现了一幅特殊的历史、地理、文化生活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的世态图，成为1985年轰轰烈烈的“寻根”文学思潮的重要收获。“写《小鲍庄》时，把我归到‘寻根文学’，写《长恨歌》时，我又被归为海派。”王安忆似乎并不太满意这样的分类，她说，“这可能跟我关注的题材有关，一类是上海，一类是农村”。
2000年，《长恨歌》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，此后陆续被改编为电影、话剧等各种艺术体裁。但是除此之外，王安忆的多数作品似乎与影视无缘。对此，王安忆反倒觉得是好事，“我在写小说时将叙述性贯彻得很彻底，而叙述性的东西很难转化成直观的影像。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这一点。小说的好看和电影的好看是不一样的，我觉得这不是坏事，如果交给影视，就要准备忍受不同程度的误解。我基本上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”。
文学创作进入平淡期
青年作家应学会和这个世界对话
对于中国的当代文学，王安忆认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经历过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，但是现在的写作比较平淡。究其原因，王安忆认为，“因为当初很多社会矛盾都开始在解决，另外，在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，人会稍微放弃精神方面的东西。但是所有事情都是有周期的，我们现在可能走在平淡期，但会越来越好，走到另外一个高潮”。
谈及当下的潮流文学，王安忆表示她并不太清楚什么是潮流文学，“但我知道，现在有些特别著名的所谓作家，完全是给出版商包装出来的。”她同时指出，长篇小说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，“这个跟市场化有关，短篇、中篇都是专业、精英化的，但出版社希望是长篇，可以推动宣传，拉动销售。包括政府奖项，往往给长篇。但是，你都完全没想好，就把小说拉长，那就是注水。这两年，长篇小说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，对写作的伤害非常严重”。
活动现场，有读者提到当下备受关注的两位青年作家韩寒与郭敬明，王安忆坦率地称她没有过多关注。反而，她提到了另外一位不太知名的青年女作家张慧文。“我没有见过她本人，只在杂志上读过她的作品，主要是短篇。我记得她的一篇小说，故事很简单，一位狱警押送一个重病犯人回乡。途中 ，两人住在一个房间，黑暗中，狱警听见犯人在呻吟，他纠结于要不要起身探视，最终他没有。天亮，犯人死了。作品的文字干净，结构合理，最重要的是，作品体现了年轻作者对周围环境的一种关心。”王安忆认为，这种关心是当下青年作家最最缺乏的，“作家应该以自己为圆心，尽量扩大半径去感知这个世界，关心身边的人，学会和这个世界对话，而不是自说自话”。
不识“2B青年”
文学教育只为培养好读者
2004年，王安忆加入复旦大学，开设文学写作硕士班。用陈思和的话说，这个班就是培养作家的。但是，王安忆在许多场合公开表示，作家是不能被培养的。那么，文学院存在的意义在哪里？“文学写作硕士班”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？“谈到作家培养的问题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事情。我始终认为，文学是需要天赋的，而天赋是不能教的。另外一部分则由你的生活经验来决定。”王安忆说，她本人就没读过大学，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写作教育。“可是，我后来发现，文学还是有一部分可以教的东西，这部分就是技术性的东西。比方说，小说的虚构能力，框架和结构，包括语言。我至少可以让学生知道，什么语言是好的语言，什么语言是垃圾语言。还有虚构的能力。比如，你有很多生活经验，问题是，你要把这些经验里生发的情感，通过一定的技巧虚构成一个故事，那就是一种能力。”王安忆进一步指出，“现在有一些作家，很快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消耗完，写了一两篇作品很好，之后却难以为继……我觉得我们的教育，可以让写作变得职业化一点”。
活动现场，有青年读者当场犀利发问，称如今“2B青年”当道，文艺青年反倒成为被嘲讽的对象。对于这个问题，王安忆着实有点蒙。显然，从不使用电脑的她不太理解这个网络热词的含义。在经过一番解释后，王安忆才恍然大悟，继而深有感触。“我在复旦教学，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现在的孩子们很容易被一些肤浅粗鄙的东西逗乐。”王安忆说，“在这个时代，你要告诉他们文学是重要的，简直不可能，你说文学使你的生活有趣，他们也不相信，因为这个世界有趣的事情太多了。所以，我的目标很低，就是培养他们对文学的兴趣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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